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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远且近,和而不同

2016年9月23日

「既远且近」是K11 Art Foundation(KAF)主办的的一系列展览计画,包含四个题材独立但题目相关的艺术展览,以孵化香港的新进及有潜质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从今年6月一直至12月,接力在中环chi art space展出。其中第三个展览「X+Y︰许方华及董永康二人个展」将于2016年9月30日至10月30日期间举行。

是次展览由梁展峰(Jeff Leung)策展,展出本地跨媒体艺术家许方华(Phoebe Hui)和董永康(Tung Wing Hong)的两件作品。许方华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先后于加州大学研读媒体设计与艺术硕士及中央圣马丁设计与艺术学院修读美术硕士课程。她喜欢发掘语言、声音和科技之间的新关连与可能性。并对不同的学术领域深感兴趣,电子与电脑科学及定量研究等领域均启发她近年的创作意念。而董永康则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美术学士和硕士课程,他的创作概念围绕「探索自我」,不少作品加入机械装置,表现人的内在世界。

在策展人的陪伴下,我与两位艺术家谈了谈这场展览和他们平时的创作生活。

梁展峰 (梁);董永康(董);许永华(许)

先讲讲你们平时的创作习惯和生活状态吧。
董:这段开学时间,我平时就要下午去学校(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看着他们用工厂。前段时间暑假的时候一睡醒就来这边,做不出来作品的时候就思考、闲一下。

许:我的全职工作是在大专里面教Visual Art&Culture(视觉艺术与文化)这门课。主要教声音有关的,比如Sound Design(声音设计),Experimental Media(实验媒体)等课程。教书会占用很多时间,但在学生没有任何电子或是编程经验的情况下,我要想出很多方法令他们明白上课时做的互动性的内容,来令他们享受学习。这也帮助我自己来厘清一些概念。我读书的时候,大家都是MFA的学生,都很明白这些media,所以不会去想要怎样令他人明白,很多过程都省略掉了。不过很诚实地讲,(对于教书这件事)我还是会有争扎,很实际的原因就是经济上我需要一个full-time job来支持我的生活。有时我也会想,特别是这几年,教书​​花费了太多时间、太辛苦了,很渴望能全职做作品。所以如果我在香港突然消失,那就是我得到了fellowship的机会,在 fellowship的这段时间来狂做作品。
那你们比较关注什么话题?

董:通常不会用自己的作品讲社会议题,尽量会抽离一些。除非是新的东西,才会在作品里轻轻提一下,次要地讲一讲。譬如说空间的问题,是很不经意才会提到。但作品里边很少有很明确地要讲某个议题。我做创作比较老实。通常讲的是很个人的东西。以前的作品是想要寻找人的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

许:很杂,我看很多科学方面的书,我对于media archaeology(媒体考古学)这个题目很有兴趣。一些3D的视觉效果可能一百年前已经有人在思考了,这一百年不断有人在探索,但角度不同。媒体艺术的历史对我创作启发很大。有没有听
说过Cat Piano(猫咪钢琴)?就是曾经18世纪中期的时候很多奴隶喜欢捉一些猫将他们排列起来,它们叫的时候音调是不同的。然后演奏者就会刺激它们的尾巴来像弹钢琴一样演奏。是当时抗争奴隶制度的一个玩意儿。我们现在听上去好像很变态,但曾经确实是有这样的instrument(乐器)出现过,类似的也有很多不同奇奇怪怪的instrument。很多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物品譬如电视,以前都有很多不同版本出现过的。因为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有位老师是媒体考古学家,他有很多不同的机械,他的办公室就像个博物馆一样。有很多物品在人们最初构想的时候有很多可能性,最后因某些原因才变成我们现在见到的样子。这方面的研究很令我感兴趣。
 
你认可自己是一个media artist(媒体艺术家)吗?
许:如果没有一个标签可能会更好。因为早期接受访问的时候,我有些不肯定我是否能将自己归类为一个sound artist。我最初对声音的兴趣来自于对语言的兴趣;到后期的作品,我关注的议题增多,对音乐的理论和声音制造的现象,或是我自己做的研究都跟声音有关,但其实我对传统的媒介也很感兴趣,譬如说print making(版画)是我很喜欢采用的一个媒介。甚至绘画,我用铅笔在不同的木材上做不同深浅度compositions(创作)都是一个绘画的动作。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会觉得很难界定,自己是否是一个media artist。因为人们想到media artist就会想到很高科技,而我采用的都是很低科技的东西。所以如果讲到自己就只说是个艺术家。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怎样的?

董:(一边展示电脑上的创作草图)这些都是之前的了,后来画的太乱。到时候会有很多个屏幕吊起来。其实我想做的是这些屏幕望向一个空间里,但因为摆放位置不同,所以是不同的视角,这些屏幕一直在旋转,在屏幕里面就能看到它周围的环境——利用这个屏幕中虚拟的空间来做一个雕塑。屏幕里面播放的是一些比较自然、景观性的内容。构思来自于一件旧作,两个旋转的屏幕构建出虚拟的体积,两个圆圈像雕塑一样摆放。

许:我的作品会有互动的元素在其中。但很多时候,互动性的作品要教观众如何使用,我就想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物品,比如这次的千秋,即使你没有读介绍,但见到它,也会很自然的与之产生关系。我的出发点就是令互动部份自然一些,不
想要很多文字指示让观众跟着做。当然利用这种直接性,我会有一些小的转折。这次这件作品创作于六年前,在很多地方展出过,这次是第一次在香港展出,因为我之前接触过一些香港其他的机构,他们有兴趣做这个展览,但因为安装这件作品要在屋顶上钻个洞,在成本上要求较高。这次也很感谢K11 Art Foundation,很开心终于能在香港展出这件作品了。
这件作品这次展出的状态与之前相比有何改变?

许:之前的版本在声音方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但基于时间关系,没来得及进行。这么多年后我再看这件作品,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而另一方面,在对声音的研究方面我感兴趣的是演奏者本身身体的能量及其动作与声音生产的关系。动作方面可能是比较隐藏的,我们很习惯演奏钢琴的时候用手,或是拉小提琴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姿势,但是我们如果将这些姿势变成开放的,不再是我们现有的姿势,而是用尽身体所有部分都可以去令到声音产生,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一直都想要有一个performer来用这件作品作为一个乐器,用整个身体来表演。这次我的一个朋友——一位本地舞者,会用这件作品做一个表演。这两方面是这次的新尝试,很幸运可以做到。
 
你是如何判定在创作一件作品的过程中它已经达到完成的状态?
许:我相信不单是媒体艺术,其实我认识的一些画画的前辈,即使他们的作品展出过很多次,再次展出的时候,他们都会再添加一些元素或是做一些修改。我常常思考,创作是否有一个终点,其实很难。如果一件作品已经满足到我创作时的想法,已经有了答案,那我感觉这件作品就差不多到了一个终点。如果将我感兴趣的话题都加在一件作品上,那就变得太过复杂,就是时候用一个新的作品来讨论其他的议题。
 
阿康你这次做的是没有人物的形象全都是环境?
董:最初的时候,是想要有人的。中期的时候想完全没有人。但到了现在就想很微弱的有一些在其中。

许:这个装置中,屏幕转一圈,见到周围景象,实质上与VR有点相似。

梁:他的作品中那条线是传统的艺术史的脉络而非技术的那条。 panorama(全景)是18、19世纪之后有旅行文化之后开始形成的风格,是视觉文化上的传承,而非科技性的探索。
不去进行科技上的探索是你自己的选择还是限制?

董:没这个能力。我本身的背景在于fine arts,我学过一点编程,足够我应用。比如之前那件作品,我要保证屏幕旋转速度与影像内容旋转角度同步。这是我自学的。但VR方面我不会用,所以我就用自己能做到方法去完成。 raw就raw一些,但这与技术成熟的人做的又是两回事。始终texture(质感)是不同的。
那么你们如何看待在艺术创作中应用科技这件事?是将科技视为工具,还是可以将对其的讨论贯穿于作品之中?

董:科技是能帮到很多。譬如我用AutoCAD来画立体图,再去找工厂去做一件东西,一定做得到,但其中的沟通和制作模式上与我同烧焊师傅商量用手工做出来的质感完全不同。我自己很着重质感,很手感的东西。我在CityU做了一年半,看着那些学生,也发觉大家想法不一样。他们很着重目标,但中间的过程就由他去。

许:早期的时候,我会以为是用某个技术来达到我创作的目的。后来我对于技术背后的原理很着迷,我什至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展现这些原理。我最近做的一个大的装置就是来反映扬声器的背后原理:一个coil和磁石通过供电和断电的状态令到扬声器的表面不断震动,但如果我将这个原理拆解开来看,它也是一个马达的原理。将同一个物理现象运用到不同物品上,是我很感兴趣的。还有一些过往的例子,比如我对导电的物品很感兴趣,最早期比如铅笔等。不仅要提供科技的功能,更多的是在视觉上为观众提供一些理解这个原理的线索。
在策展方面,你是怎样将两位艺术家的两件不同的作品组合在一起的呢?

梁:我选了几位艺术家,之后看到场地(chi art space),是个办公室一样的空间,觉得又不能太多艺术家。空间不宽敞,也令我想到心理上如何感受空间不宽敞,所以就想到了新媒体。我又想一新一旧这样,所以选了Phoebe和阿康,两人都是新媒体,或者说mechanical(机械),但是他们两人的背景不同——譬如说我们这些圈内人就很会看,这个中大仔和SCM出来的,一看就知道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方法不同,对于媒体和材料的理解也不同;但你见到他们不是用新媒体的语言来讲科技,他们讲的都是很内心、很情感的话题。 「既远且近」体现了这种矛盾:表面很机械,实际表达的却是很情感的东西。而「X+Y」则展示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有相似性又有不同。对于我来说这次的挑战就是,我坚持将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摆在这个场地,怎样才能摆在一起呢?所以我希望艺术家之间有沟通。虽然他们的作品气质怎样都可以拼在一起,但是在空间利用上要怎样具体实践呢?我把两人请出来一起吃饭,两人开始认识对方,才能做到分享。现在做策展,很多时候,像买衣服一样,选完就完了。我不一样,我愿意叫这些艺术家一齐吃顿饭。虽然你可能觉得仅仅是个形式,但我觉得这顿饭其实很重要。因为他们有时候真的是第一次见面。你知道有时候做展览很赶时间,可能开幕的时候才互相见面,平时都是电邮沟通,那我觉得这不妥,所以要逼他们在一起吃顿饭。他们聊得来呢,我就知道该怎么摆——这次阿康和Phoebe都觉得两件作品不用分开来摆放都可以,这就是我认为的策展的难度——技术上的难度;而概念上的难度就是对于作品的理解可以到哪个地步。通常就是策展人洋洋洒洒写一大片解释作品含义,我这两次做展览——如果你看了1a Space的展览,就可以见到我现在追求的不是文字上的解读,而是体验上的,观众入场会面临什么内容。比如阿康的作品,我怎么形容你都很难理解,因为它十分abstract(抽象),甚至是absurd(荒诞);而Phoebe的作品给你的体验是很清楚很concrete(具体)——玩千秋。两者的experience形成对比,但看完两个作品之后,你会有——夸张一点叫做心理作用,不夸张来讲就是那种人与机器之间的张力,你会感受到的。这就是我做展览的风格:没什么narration(解说)。
我很少选择那些非常iconic symbol(标志性象征)的艺术家,这次就是想要观众的experience有些——又不至于是古怪,总之是心理状态能感受到些东西。科技、制度,框住你去如何感受环境。你看到阿康作品的时候,那些旋转的影像,大大小小的屏幕,不同的旋转速度,是很明确的一个暗喻——我们看世界的框架。而Phoebe的作品很漂亮,即使你不知道其原理,你也明白可以玩,但你退一步来思考,它是另一个metaphor(比喻):一个大的规律,在其中如何与之互动。她将一个自动绘图的机器放大到一个人可以参与的版本。我们平日里总是觉得规律很抽象,但其实这一切都隐藏在我们生活的结构里。我想我做展览的metaphor是将其摆在那里,但不讲得那么直白。二是我与艺术家过程中的互动很practical(实在),他们想要怎样走,我就看下怎样跟进。所以我的策展前言就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探讨社会议题。

那么你是预先选好作品还是与艺术家讨论来选作品?
梁:我不是选作品,我是选人。比如他们两个,我已经看了三、四年,我都知道他们大概是什么style(风格),除非他们有突变。不过通常artists都会有突变的,所以阿康的那些影像并不在我预想范围之内,所以中间的过程需要有互动。因为我做的是展览而不是promotion(推销),我不是「说明」这个artist有多重要,而是用一个展览的经验与artist一齐制作一个共同经验的创作过程。比如阿康,我知道他做的一定会牵扯到机械的东西。他最新的突破就是对影像的处理。对我来说,他拍摄景观,没有了人像的时候,他想讲的完全是另一件事。但技术没变——拍的方法、对机械的运用。这就是我作为策展人,研究香港所有艺术家的时候要确定,哪些可以摆在一起,哪些可以下次再说。而Phoebe那件在香港没有展出过,但在她的创作过程中算是一件重要的作品。我已经预计到她可能会想要加一些东西,那如何在已有的框架下再探索呢?这次会聚焦在水的节奏和声音上。新媒体艺术来说我愿意用以前的作品来修改,很多艺术家做展览的速度令他们一件作品未必可以一做就做得完美。所以我觉得在现有基础之上再改进——像我们这些看高达出身的,很习惯与不断升级,男仔对于处理机械很习惯与一件model有不同version。如何improve妳的practice?在同一件作品上再修改,特别是new media。而绘画的改进方法就是再重新画一张。所以X+Y就有很多未知数,他可能会烂尾,那我就要冒风险了。但我又不是戏院,又不用卖票房,也不会赔本。
那么你如何看待香港媒体艺术景象?

梁:十年前好一些,十年后现在又变差了。十年前有一个很短的时期突然之间很多赞助商对new media有兴趣。相对于画家来讲,new media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卖点。随着时间流逝,环境改变了。反而现在画画要稳定一些——return(回报)会清楚些。技术上来说,香港成本太高。因为研究和发展艺术媒介,时间和资金成本很高。这五年来看,新媒体的发展走向performative和entertaining的方向。那种呈现方式容易同赞助商合作,有一些周边活动。比如一个展览开幕如果有表演总会好玩些,有的做marketing之余,创意又可以得以发挥。我作为一个策展人很依赖艺术家有什么作品。我不是预测潮流而是观察潮流。我就好像股票分析员只会分析不会告诉你哪只会升。我见到的就是这样。

董:我之前是画画,之后就做了一些混合媒体,接着就开始做机械性的装置。接着发现人们愿意看影像,于是就开始尝试放一些影像进去。但是都是在讲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我录像就像做绘画一样,而做装置就好像雕塑一样。之后就思考影像中的含义。

许:我觉得在香港创作有困难的地方是媒体艺术的社群很小,但是媒体艺术如果你想要探索某些议题,其实研究的时间需要很长。你可以用几个sensor很快做出很好看的东西,但背后讨论的议题是否深入呢?而香港追求的文化是一个容易消化阅读的一个取向。很多时候人们看到我的作品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看上去很有趣,就完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创作的步伐如此缓慢,很难配合到香港的快节奏。另一方面,我用的材料很难找。现在有淘宝还好些,以前没有淘宝的时候真是不知道在哪买这些材料。

Source: https://www.cobosocial.com/dossiers/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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